距离四川成都300多公里的巴中市深处秦巴山区腹地，这里大山连绵、植被丰茂，但基础设施不便、地质灾害频发等原因导致当地深陷贫困。
李文生是巴中通江县方山村人，家里人口多，但是收入来源有限，是当地建档的贫困户。而从去年开始，全家已经搬离了破旧的土坯房，住进敞亮的两层新楼房。“现在我们这盖了不少乡村酒店，平时种点菜能卖给他们。遇到旅游旺季，村里为我们和酒店牵线合作，酒店里住不下的客人就安排到我们家里来住，和酒店四六分成，这项收入一年就有3000多元。”李文生将二楼的几间房好好装修了一番。
贫困户盖房的钱从哪里来？巴中市通江县民胜镇镇长杨建介绍，在这里，贫困户易地扶贫搬迁住房每平方米造价是1200元，资金来源于三个方面：首先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易地扶贫搬迁贷款，这部分资金期限25年；其次是国土增减挂钩项目的拆迁补助资金；还有一部分是农民自筹资金。李文生家的自筹资金大约为2万元左右。
政策性商业银行是易地扶贫搬迁贷款的“主力军”。截至今年3月末，农发行四川省分行已审批易地扶贫搬迁贷款项目25个，贷款金额293亿元，已发放贷款112亿元，惠及搬迁人口34.5万人。国家开发银行四川省分行也向全省发放易地扶贫搬迁贷款485亿元，覆盖全省116万人。
不仅在四川，身处其他贫困山区的农民也正陆续“挪穷窝”入新居。云南省昌宁县是一个传统农业县，属滇西边境山区56个片区县，也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之一。受益于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政策，昌宁县卡斯镇大水平社区52岁的村民杨光华最近住进了铺着瓷砖、宽敞明亮的新房：“年初新房建好后，全家就从山上搬下来了。这回不仅居住条件改善了，去地里干活也方便了。以前住在山里简陋的老房子里，每天下来到坝子上种地都要走13公里的土路，道路晴通雨阻，很不方便。现在新房就在云保二级公路旁边，离自家地块只有几步路。”
眼下，这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已经安置了76户村民，不远处正在建的房子是第二期，准备再安置山上搬下来的51户村民。卡斯镇镇长刘成林介绍，安置点的住房设计都是社区统一规划的、独门独院的二层小楼。新居规划设计一步到位，房子都是铁门、钢窗、混凝土的，可以供三代人居住几十年不用翻建。
整合资金：“各炒一盘菜、共办一桌席”，统筹使用提高效益
易地搬迁治穷根、见效快，是精准扶贫的主要做法之一，但易地搬迁需要投入的资金量很大，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经济薄弱，这个难题该怎么解决？
据介绍，未来5年，我国将有6000亿元资金投向易地扶贫搬迁，惠及1000万人，约占现有贫困人口总数的1/7。具体实施中，由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发行政策性金融债，按照微利或保本的原则发放长期贷款，中央财政给予90%的贷款贴息，专项用于易地扶贫搬迁。
专项基金为脱贫攻坚增添“新动能”，能集中、高效缓解项目资本金缺口问题。2015年，农发行总行在全国率先成立金融扶贫事业部，通过易地扶贫搬迁专项贷款产品和农发重点建设基金“投贷结合”支持扶贫开发。目前，从总行到省、市、县三级都成立了专门的扶贫业务部门，负责政策性金融支持扶贫开发工作。
金融创新多方借力。除了专项贷款外，国开行四川省分行创造性地推出全国首支扶贫项目收益债，开创了以债券形式支持扶贫开发的先例。今年3月28日，国开证券四川分公司承揽的泸州市易地扶贫搬迁项目收益债获国家发改委批复，发行期限10年，规模20亿元。该债券和贷款组合起来，将改善泸州市古蔺、叙永两县2.8万户贫困居民的住房条件。
银行的信贷资金为易地扶贫搬迁赢得了时间，最终要靠财政资金提供最强有力的支持。“今年市级财政安排的扶贫资金，比去年增加了一倍多。以后还要逐年增加，直至全市整体脱贫。”云南省保山市副市长丁昌吉介绍，全市计划用三年时间投资100亿元，再对3万户10万贫困人口实施易地扶贫搬迁。
丁昌吉说，资金来源包括财政专项资金、银行贷款和群众自筹。其中，市里已获得农发行贷款指标39.55亿元，到位资金23亿元。通过对资金整合，使各路资金形成合力，达到“各炒一盘菜、共办一桌席”的效果。目前，97个安置点已开工建设，完成投资近10亿元，资金还是有保障的。
为了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云南省建立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稳定增长机制，省财政每年安排的专项扶贫资金，不低于中央财政投入本省专项扶贫资金的30%，未来三年，将通过整合财政资金、撬动政策性贷款、农户和社会筹措等渠道，筹措资金800多亿元。农发行、国开行将有227.5亿元政策性贷款到达，将有效支持云南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顺利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