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时代，中国对外援助开始向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如何构建中国对外援助与贸易投资相结合的更加可持续的国际发展合作新模式，更好地服务新时期中国对外工作和对外战略，是当下的重要课题。
在日前于北京举行的第四届中国与国际发展论坛“援助、贸易与投资相结合的国际发展合作新模式探讨”专题会议上，多位业内人士就此进行了深入探讨和分享。
三结合有了新要求
对外援助、双向贸易和双向投资是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内容。实际上，这并非什么新鲜事物。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俞子荣介绍，“三结合”早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就已可见，彼时不少中国对外援助企业“走出去”开展国际经济合作。其后，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对外开展了大量援外项目。90年代，中国企业开展合资合作和对外投资贸易，当时以国有企业为主进行市场化改革最早也是从援外领域开始的。
“可以说，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就把对外援助的定位从国际主义精神转化为‘南南合作’项下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帮助。”俞子荣表示。
进入2000年，贸易、投资与援助的结合更加紧密。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发展合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娴介绍，21世纪以来，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中国通过援建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等方式助力杂交水稻的农业企业“走出去”，通过物资援助带动同方威视集装箱检测设备、新舟60飞机、麒麟LINUX软件等的出口等。新冠疫情期间，中国通过疫苗援助推动科兴等中国医药品牌打开了发展中国家的市场。
“三结合”在市场经济的时代大潮当中诞生、发展。其中，对外援助更是发挥了牵引作用，助推中国企业和产品“走出去”。
进入新发展阶段，内外部形势的发展变化对“三结合”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刘娴认为，新时代的援助、贸易、投资“三结合”既要服务国内新发展格局，又要因应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升级，还要配合中国对外援助转型升级的步伐。
首先，在服务国内新发展格局方面，当前中国对外投资和对外贸易额已经位居世界前列，企业面临的已经不是“走出去”的问题，而是怎么扎下去、走进去的问题，企业普遍面临转型升级、在海外开展多元化经营的新要求。
“传统的修路建楼援助项目和资金支持模式已经落后于国际产能合作和对外承包工程转型升级的步伐。新时代的对外援助需要更深度地参与中国产业在海外的互利合作和全球布局。更重要的是，在国际大循环中，企业需通过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链协作，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刘娴说。
其次，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也在不断升级。后工业化时代，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正发生结构性变化，特别是近年来其自主性不断提升，维护自身经济安全的意识明显增强，更加关注内生动力和发展能力的提升。
事实上，西方国家持续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经贸支持，包括特朗普时期的新非洲战略、拜登政府提出的繁荣非洲倡议，日本在TGAD上已经通过了第五期的加强对非洲私营部门援助计划等，都旨在加强双向的贸易和投资，激活经贸合作的活力。
“因此，新‘三结合’要回应发展中国家更加觉醒的新态势，帮助他们从全球化中更多地获利，以及能够应对西方援助加经贸组合拳的竞合压力。”刘娴指出。
最后，中国对外援助也在转型升级。刘娴认为，进入新时代，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程度不断加深，更加注重向国际社会提供高品质的中国倡议和公共产品。而以对外援助为抓手吸引贸易投资跟进，从宏观上来看既可以使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有机地结合，依托中国的产业比较优势，打造独特的中国援助方案，为全球发展倡议注入新的动力，从微观上来看也能够引入市场主体的活力，支持援助项目深耕当地，延长援外项目的生命。
三层面推进升级
新的发展背景下，“三结合”如何实现升级？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二级巡视员陈凯杰认为，可以从三个层面推进。首先就是支持合作制定高水平的发展战略。
近十年来，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设立并运营境外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超过662亿美元，填补了多个国家的产业空白，截至2021年年末，中国已与84个共建国家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支持联系研究项目1118项，其中建设了53家农业、新能源、卫生健康等领域的联合实验室，并且还与各方包括发展中国家开展了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量子计算机等领域的合作。
陈凯杰认为，由此引申，下一步可考虑引导汇聚国内一批有丰富经验的规划咨询服务、产业培育孵化等机构和企业，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探索、尝试共同制定实施工业化发展战略、科技合作发展战略，构建产业链、供应链协作体系，现代化产业园区规划等。
其次，支持合作发展惠及面广的贸易新业态。例如，近年来丝路电商打开了一条双向贸易的通道，中国品牌热销海外的同时，海外产品、商品也走进中国市场，比如卢旺达驻华大使在直播间10分钟卖出一吨多卢旺达咖啡。今年1至9月，中国跨境电商进口额占中国贸易总额比重达5.5%。
陈凯杰认为，跨境电商是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开拓远距离海外市场的有效途径。下一步可以考虑充分提炼国内电商企业的一些经验做法，结合不同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做适当的本土化改造后进行推广应用。在此基础上逐步延伸至数字化网络设施、大数据平台运营、直播电商营销、特色品牌培育和品质管理。
刘娴也表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在升级，其在数字经济、绿色转型、人工智能等新兴赛道上并不甘心成为落后者甚至落伍。在数字经济、电商贸易等中国优势产业领域，可以设计相应的援助方案，带动中国优秀的商业模式“走出去”。
再次，支持合作发展互联互通的国际大通道。以2021年12月正式通车的中老铁路为例，开通两年来，中老铁路已累计发货2910万吨，其中跨境货物突破600万吨，货品从10多种拓展到了2700多种，如今老挝、泰国的丰富农产品三天就能端上中国百姓的餐桌。老挝当地人称之为“黄金大通道”。
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从2013年的1527.7亿美元增至2022年2149.9亿美元，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互联互通效应日益显现，海陆空网四位一体的立体化连通网络更加完善。
陈凯杰认为，下一步可以考虑结合“一带一路”五通的发展需要，加强与共建国家、发展中国家、周边国家在通道、口岸、物流等领域的多层次多元化合作，为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合作培育和发展海洋经济、航空经济、绿色经济等创造条件，丰富和拓展对外援助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基础和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