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的第一届国家发展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卢中原以“警惕行政化回潮和平庸化”为题发表演讲。对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要求，他举了3个与此要求相悖的行政化回潮案例。
一些地区习惯用行政性办法推动PPP项目
第一个案例是中央提出发展PPP模式，即在推进项目落地中，鼓励社会资本参与，让政府资本与社会资本融合。
卢中原说，实践中在不少地区，特别是一些老工业基地、资源枯竭的省份、计划经济、国有经济分量很重的地区，非常习惯于用行政性的办法和思路推动P P P项目的进展。动不动就设一个行政化的机构，或者内设一个机构，表面上看是政府重视这个事情，但其实政府在其中依旧行使更多配置资源的权力。
第二个案例是习惯用行政性思路和办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最鲜明地体现在去产能、去库存中。”卢中原说，今年6月份全国煤、钢两个去产能的任务只完成了两三成，进度不够理想，督查组下去走了一圈，到8月份迅速完成了七八成，并说年底可以达标。
在卢中原看来，督查推动去产能本身并无过错，但也暴露出问题。
“让去产能、去库存同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价格信号的变化、市场机制的变化协调起来，这个做得很不够。”卢中原说，后来主管部门发现这一问题后，又召集企业家了解去产能、结构调整和市场价格稳定，“我觉得这就对了。”
深化改革要建立容错机制、授权免责
卢中原还列举了用行政性思路和办法推动科技创新的问题。
据介绍，在改革开放先行地区，为鼓励创新，此前“新型科研机构”在设立机构之初就确定章程，对科研经费、人员管理等方面作出改革和设计，对这些“新型科研机构”的产权、管理、运作机制的审计和巡视参照的标准，不能混同于国家的行政性事业单位。
“结果现在不行了，审计、巡视不管你原来的章程有没有用，都要参公管理。”卢中原说。
在卢中原看来，行政化回潮必将带来平庸化和保守化，不利于培育增长新动力，不利于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他建议，在深化改革的推进当中，要尤其注意建立容错机制，授权免责；同时在微观层面、中观层面都要加强转型定力，“不要怕、不要慌、要沉住气，就要在转型中淘汰掉一批”，卢中原说。
追求粮食增产的时代过去了
今年粮食总产量减少100亿斤，中财办副主任韩俊认为并非每年都要增产，一味追求粮食总产量“ 连增”的时代或许已经过去。昨天，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在第一届国家发展论坛上谈到，今年粮食总产量减少了100亿斤，并说：“不是每年粮食都要增产。”
从“保增长”转向“优化结构”
国家统计局12月8日发布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粮食总产量12324 .8亿斤，比2015年减少了0.8%。
韩俊认为，在十三五阶段，随着中国食品消费结构的演变，人们更看重吃得放心、吃得健康，由此粮食种植任务将从此前的“保增长”转变为“优化粮食结构”，“所以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优质的、绿色的农产品供应放在突出的位置。”
韩俊说，在很多国家，农业被称作“农业与食品产业”；中国未来也将拓展农业的多种功能，走向农林牧渔结合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一体化发展，农产品加工、休闲观光融合发展的方向。
防止行政手段扩大土地规模
中国劳动人口的减少，也给劳动密集型的农业带来挑战。
韩俊认为，中国已经到达刘易斯拐点，劳动力供给条件的变化显著推高了中国的劳动成本，在此背景下，在农业领域通过规模化生产、机器换人来降低劳动成本势在必行。
“但一定要防止通过行政的手段来扩大土地的规模。”基于中国的土地制度和多数地区仍处于“小农生产”阶段，韩俊特别强调，规模化生产并不意味着通过行政化的手段流转土地、造“大户”，也可以通过规模化的服务来实现，“可以看一下前几年有些地方动不动就搞一个几千亩、上万亩的农场，现在农产品价格一波动，各种矛盾都暴露出来了，可持续性就出现了问题。”
他表示，这也是为什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细化和落实承包土地，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和土地经营权，三权分置，要培育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
张维迎“点炮”，央企老总现场反驳：
创新跟所有制没有必然关系
昨天在第一届国家发展论坛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张维迎点了一炮，认为“国有企业没有创新的积极性，面临的监管制度也不鼓励它们创新”，很快引来在座的央企老总的反驳。“国企也有大量的企业家和科学家、创新者。”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宋志平称，创新跟所有制没有必然联系。
张维迎：让民企享用更多创新资源
张维迎将经济和企业的发展模式分成“套利型”和“创新型”。
他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资源市场的开放，企业在各个领域只要通过“套利”，即将此前别人已有的经营模式和技术引入过来，迅速便能实现盈利。但改革开放走到今天，“套利型”发展空间已越来越小，接下来经济和企业的发展更需要通过“创新”。
但他认为，由于创新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周期特别长，国有企业不可能进行创新。“因为它既没有创新的积极性，所面临的监管制度也不鼓励它们创新，政府很难在创新投资和不负债的投资之间做区分。”张维迎认为，国有企业不可能成为创新的企业家，建议国有企业改革中，将目前国有企业占用的大量资源释放出来，让民营企业享用更多的创新资源。
宋志平：不要一提山寨就摇头
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宋志平反驳了张维迎的观点。宋志平认为，创新和所有制没有必然联系，私营企业有企业家、创新者，公共部门也有企业家和创新者。
“今天绝大多数国企都是被市场化的，在国资委所管理的103户的央企里面，60%以上的资产都是在上市公司里。”宋志平说，在国企内也有大量的企业家和科学家、创新者，像中国建材就有26个院所，有3.8万名科学家，所以整个建筑材料领域基础的科学创新，包括标准的设定都是由中国建材这家公司所做。
对于“创新”的定义，宋志平也表达了不同的观点。
“不要一提山寨就摇头，大家想想，我们都是从山寨过来的。”他说，一般都是“先学会爬，然后再走，最后再跑”，即逐步从模仿创新，发展到集成创新，再到自主创新，“这是一个过程，不见得模仿创新就不好”。
近年水泥的生产一直面临着产能过剩、环境污染等诸多问题。但宋志平认为，转型升级和创新最好还是要立足本行业，比如想办法生产出最好的水泥。过去高铁的水泥要从德国进口，2000元一吨，现在中国通过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都实现了自主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