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是一种手段，在中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各行各业可以主动“+互联网”实现转型升级，但只是器物上的现代化而已；而“金融+”是一种真正的产业、能力和制度套利，因为金融是制度敏感性最强的行业，是最具有创新性的高精尖行业，是整个现代经济的核心命脉。因而这才是真正的制度上的现代化。如果互联网作为一种工具手段与金融进行结合，那就是互联网金融。在“一带一路”建设以及其他经贸合作过程中，我们关键还是要做好“金融+”的战略实施。
“金融+”到底是加什么？
金融主要包含银行、保险、证券三大行业，但是随着经济、技术以及金融自身的融合和创新发展，金融混业经营现象不断加剧并衍生出新的金融服务，因此除了银行、保险、证券等三大传统基本金融业务以外，还有股市、保理、贸易融资、金融资产交易、PPP融资体系、P2P、离岸人民币、货币互换、债券市场、信托、基金等业务。另外，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全球共识，气候金融特别是碳金融日益兴起，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低碳经济领域也可以进行金融对接。
“金融+”到底如何加？
“金融+”是指一种比金融化更加高端、高效、安全的资本经济状态，一方面是指金融组织、金融机构、金融产品、金融服务能够主动面向或对接项目工程，是金融触角的主动延伸、吸附和参与；另一方面是指项目、工程、制度、体系等能够主动嫁接金融进行金融化运作，是金融以外的领域面向金融主动靠近、链接及联合，这样实现两方面的匹配互动，从而实现资金融通、人才流动、技术转移提升、资源合理利用，最终规避转移风险、创造新价值、增进友谊感情、确实实现互利共赢。因此，我们所倡导的“金融+”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单向加还是双向加？
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不仅“金融+”，还有“+金融”。也就是说，我们到国外投资项目，对于我们投资方来说，要利用金融产品和服务来运作，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对于引资方而言，也应该充分考虑金融杠杆作用，避免资金过分集中于某些项目。
二、哪些地区先加？
当然是有意愿与我国进行产能合作、吸引我国资金的国家和地区，尤其是有能力与我国进行经贸合作的国家和地区。对于那些没有意愿、没有能力的地方，我们只能时刻关注，等待时机。
三、哪些领域先加？
1.金融+文化
可以利用金融手段进行文化领域的合作，例如中国资本可以与“一带一路”国家合作拍摄电影、撰写丝绸之路历史等，从而造成一定的宣传效应，形成共同的意愿，然后再进行深入的合作探讨。
2.金融+基础设施
亚洲开发银行预测，未来8-10年，亚洲国家每年的基础设施资金需求将达到7300亿美元；世界银行估计数据为8000亿美元。其间，世行和亚开行这两个全球最大的金融机构每年在亚洲只能提供300亿美元左右的投资，资金缺口高达7000多亿美元。这说明亚洲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以及中国金融力量大有可为。而且，中国自上个世纪以来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经验和锻炼出来的成熟技术和工人，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不得不佩服且优先考虑的合作对象。
3.金融+工业
新中国60多年的发展和改革开放30多年的深化，技术革命和产业升级使得中国制造业特别是中低端制造业蜚声中外，而且中国正在推进“中国制造2025”，中国工业的某些领域相对过剩亟需进行产能转移。非洲等地区正好可以借助中非工业伙伴计划承接我们的优势产能。伊拉克、阿富汗战后重建还需很长一段时间，也亟需恢复工业体系。从世界产业发展规律看，制造业首先兴起于英国为主的欧洲，接着转移至美国，然后到日本，当前主要在中国，现在逐步转移到东南亚，最终将可能进入印度、中亚和非洲等人口密集地区。因此，我国的中低端生产线或者过剩的生产线可以借助金融手段，通过贸易和投资进入“一带一路”其他沿线国家。
4.金融+能源
能源永远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之本。2014年习近平在中阿合作论坛上提出，中阿共建“一带一路”，以基础设施建设、贸易投资便利化为两翼，以核能、航天卫星、新能源三大高新领域为突破口的1+2+3合作格局。2016年习近平开年首访走进中东能源大国沙特、伊朗，受到了高规格接待，中国与海合会自由贸易区谈判重新启动。因此，丝绸之路理应成为能源之路，我们应该大力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助力“一带一路”能源合作，推动建立国际能源外交新格局，促进建立更加健康有效的能源治理体系，不断推进人类能源开发利用的新技术、新成效、新文明和新常态。
5.金融+农业
民以食为天，这是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颠扑不破的真理。我们可以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农业示范中心、农业公园等现代化农业项目，同时可以进行相关农产品贸易。
6.金融+制度
经历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洗礼和自身不断变革提升，我国金融取得了长足发展。在金融改革、规划等方面可以示范其他国家，也可以在互联网金融建设、监管等制度建设方面提供帮助。也就是说，不仅要有硬件基础设施上的合作，还得有软件基础设施上的合作。
四、整体加还是个别加？
根据各地具体情况，根据国际组织和现有国际合作实体成长情况，同时推动个体合作和整体对接。国别合作上，推动中国“东北振兴”与俄罗斯“远东开发”的互动对接，继续推广“信贷、资源、项目一揽子合作”的安哥拉模式，创新推进PPP合作方式。如面对中国与伊朗不能相互汇款、项目融资缺位、银联卡无法使用等金融壁垒，可以考虑在货币互换、建立独立清算支付网络等方面，探讨绕开依附于美国的贸易结算系统、直接建立双方资本市场互通渠道，形成人民币直接对伊投资机制的可能性。在商业银行领域，应探索通过适当方式办理现钞兑换、供应及回流业务，以及现钞防伪技术等合作办法，通过人员互访、培训、技术合作等方式，加强金融经验交流。地区合作上，在沪港通、深港通的基础上，探索建立中国金融与欧盟、美国等发达地区的金融链接机制。整体对接上，利用金融手段推动俄罗斯倡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和我国倡议的“一带一路”的合作，特别是促进扩大贸易、直接投资和贷款领域的本币结算，实现货币互换，深化在出口信贷、保险、项目和贸易融资、银行卡领域的合作；通过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上海合作组织银联体等金融机构，加强金融合作。通过中国加入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欧盟国家加入亚投行的形式实现中欧金融对接，同时通过中国加盟总额为3150亿欧元的欧盟投资计划，实现“一带一路”倡议和欧洲投资计划的对接，积极推动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借助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和货币互换协议，建立国际债务清算转换体系，建立国际贸易的人民币结算体系。尤其是在香港、新加坡、伦敦、法兰克福、巴黎和卢森堡等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基础上，考虑在亚欧之外推动政府（央行）、商业金融机构和企业携手共进，促进非洲离岸人民币业务蓬勃发展。加快完善和推广中国跨境人民币支付系统（CIPS），使人民币不仅成为其他国家的外汇储备，并借助跨境电商和一般贸易成为结算货币和支付货币。此外，还应该整体考虑中国与金砖国家、上合组织、阿拉伯、南美洲、拉丁美洲、东盟等传统友好地区的系统化金融合作，推进经济发展上的互利共赢。总之，“一带一路”并不仅仅是向西的“一条带”和面朝大海的“一条路”。“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着传统的陆上通道，可以向西向南，到达中亚、南亚和欧洲；“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则可以向东向南，到达东南亚、中东、非洲以及南太平洋、南北美洲。随着气候变暖，还可以一直向北，沿北冰洋前行。因此，任何试图给“一带一路”划定范围的做法都难以实现而且是画蛇添足，因为“一带一路”最终是一个360度全方位面向全球的开放式发展框架，是中国与所有意愿国家共同创造的最大品牌。同理，“金融+”不仅仅限于上述的金融加文化、工业、农业等领域，而是涵盖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广泛系统的合作内容，更是利用金融这个现代经济核心和命脉推动沿线各国一同打造包含利益、命运、责任的全方位共同体。
“金融+”到底加到如何？
一、建立面向所有市场的定海神针机制
定海神针就是孙悟空的如意金箍棒，能够随意变化大小，也就是能够任意延长链接和主动收缩熔断。一是建立面向所有市场的金融链接机制。不仅面向发达国家，也面向发展中国家。建立健全金融服务外包、金融规划合作、金融交易平台共享等金融基础设施体系，实现互利共赢、风险转移、感情升华和友谊长久。二是健全面向所有市场的熔断机制。熔断机制也叫自动停盘机制，原是指当股指波幅达到规定的熔断点时，交易所为控制风险采取的暂停交易措施。“金融+”不是执拗地附着而传染金融风险，而是打造金钟罩铁布衫，像金箍棒那样可以随意伸缩，随时隔绝风险保障资金安全。
二、建立中国资本的盈利机制
中国资金主要源于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100多万亿元的人民币存款，同时还有各省的地方资金和以债权等形式吸收的社会资本。这些中国资金通过亚投行、丝路基金等金融平台转化为战略资本，进行全球采购、全球并购、全球投资，同时带动中国公路、铁路、电力等基础设施输出，带动工程机械、通信、电子信息等上下游领域的优势产能输出。也就是说，我们通过金融手段，让发展中国家为我们提供了广阔市场，同时获得了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要的资金、技术和建设能力，从而实现了共建、共赢、共享。
三、建立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金融体系
“一路一带”倡议通过画一条线把有关的国家连起来，打破原有点状、块状的区域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纵横交错互联互通，进而实现国内外的相互融入、相互包容、相互促进和共同繁荣。这种划线互联互通发展思路主动寻找合作对象，将主导未来发展格局。中国经济将从依靠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快速低效增长的傻瓜经济阶段，进入必须依靠技术、管理、人才、资金等全要素创新提升实现中速高效增长的智能经济阶段。对内要实现从污染增长到绿色增长的战革命性转变，对外要实现从棋子经济到棋手经济的战略提升，实现成吉思汗式的野蛮生长到美国式的专业生长的战略转变。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受到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引领了世界舆论。但是，我国市场经济要加快走上资本经济金融经济之路，必须做好金融化运作，这也是我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抓手，而我国对外进行产能布局、产能合作，必须转变思路，从以往的纯粹援助、外交谈判和首脑推销转变到更加有效的市场化、金融化合作，因为经济金融手段往往比感情手段更加有力。因此，我们最终的目标是实现人民币理性国际化、全球化，引导沿线国家参与金融合作，建立“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从而构建起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的“一带一路”金融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