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越来越多的承包工程企业开始将业务模式向“建营一体化”升级，资金风险和经营风险的扩大，要求企业必须更加重视项目的可持续性、重视企业形象。建设环境、经济和社会可持续的基础设施项目，成为企业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本刊采访到中信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马传福，请他与读者探讨自己对可持续基础设施的理解，并结合中信建设践行可持续发展、建设可持续基础设施的具体做法，对如何通过履行社会责任帮助项目融入当地产业一体化进程、如何应对境外建设可持续基础设施的挑战、如何强化“建营一体化”中投资和运营环节等问题进行分享。
记者：您本人对可持续项目的理解是什么？
马传福：最初，提出可持续概念是要解决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引起的环境问题。后来，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借用了这个概念，提出可持续发展理念，讨论企业如何获得长期、健康的发展，现在这个概念又延伸到工程项目中。我认为，不破坏当地生态环境、符合当地发展规划、能为公司和项目周边社区带来利益，使各相关方利益相对平衡了的，就是可持续的项目。
知易行难。尤其是目前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企业项目所在地多为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当地没有对环保、属地化程度等的法律规定，企业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当地工人的雇佣、社区发展的带动，全凭自觉。以阿尔及利东西高速公路为例，中信—中铁建联合体不仅在前期规划中充分考虑了高速公路建成后对沿线各个产业的带动作用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更是唯一一家主动对南部荒漠地区资源进行勘察，并在选线时将公路辐射到了那里的公司。
我们主动用可持续发展的眼光，以高速公路项目为手段，对南部经济落后地区的发展提出了可行的规划，这就是联合体能够击败世界排名前列的众多欧美承包商，一举中标中、西两个标段的最大原因。
记者：“建营一体化”是建设可持续基础设施的具体做法之一，但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企业目前涉足的还较少，而中信建设在这方面的实践较为丰富，能否请您结合公司经验，为同行讲一讲如何做好“建营一体化”？
马传福：现在，虽然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把目光放在了“建营一体化”项目上，但还没有从过去做EPC项目的单纯承包商角色中转变过来。一些企业在开展“建营一体化”项目时，不能从项目的整个周期去平衡投资和收益，甚至将建设和运营的成本完全隔离开来，一味降低建设成本，而造成经营成本的激增。我认为这是实现可持续项目的一大阻碍，是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企业从事“建营一体化”项目时亟待改善的问题。
还以东西高速公路为例，公路穿过一个洪泛区，我们发现这个地区历史上有发生过百年一遇的猛烈洪水记载，如果要抵抗百年一遇的洪水，必须对原有的路基设计进行优化，使其达到预防标准，保证公路在遭受洪水后还可以使用，这就导致路基成本的升高。
对于设计变更导致的成本增加，公司本着负责的态度，与业主反复沟通，最终协商一致。如果我们为了维持低成本而按照原设计进行施工，那么将来这段公路真的被洪水冲垮，虽然公司没有被索赔的责任，但建设这条公路想要达到的使用效果就会被削弱，维修的成本也会陡增，公司在当地的形象也会受到冲击。但我们能够从项目整个生命周期平衡投资和收益、建设可持续基础设施，良好运营的公路对项目所在国经济起到带动效应，公司也将会收获更多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记者：在投资环节，除与专项、多边金融机构合作外，集团公司是否做了其他部署？
马传福：有，例如中信资本在哈萨克斯坦成立的卡森那基金，但这并不是我们项目获得资金的主要方式。这些基金的规模并不大，主要起到“查漏补缺”、“画龙点睛”的作用，为保障公司海外项目，特别是“一带一路”项目顺利实施提供帮助。
记者：履行社会责任是可持续基础设施理念的基本内涵，也是企业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信建设是如何通过履行社会责任，帮助项目融入当地产业一体化进程，获得可持续发展的？请以具体项目进行说明。
马传福：过去，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多局限在捐款救灾或捐建体育场馆、政府大楼这样的“面子工程”上，却忽略了受影响最大的项目所在地周边的普通居民。一个项目建成后，可能在未来几十年中为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有益支撑，但对于这些普通居民，利益来得没有那么快、那么多，他们不仅没有得到实惠，生活还可能因为项目的建设受到巨大影响。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公司借鉴中信建设的股东之一——泰国正大集团的做法，在皎漂港开发区周边的240多个村庄中挑选出50个体量适中的，设立了每个村庄三万美元的乡村公益基金。公益基金由全村选举产生的11人基金管理委员会共同管理，一般由村长任委员会主席，一名秘书管理贷款发放、到期催收等日常工作，一名会计负责对贷款进行监控和银行存款，而是否通过申请人贷款请求，则由11人共同举手表决。村民可以利用这笔低息贷款进行农业生产的扩大或职业技能的培训，甚至可以几个人把钱凑到一起去开设工厂，进行创业。为了保障基金经营的可持续性，公司对其进行了持续跟踪，发现问题及时提出改进建议、发现需求及时提供所需帮助。
基金成立两年以来，运作情况良好，已经形成了基金和村民之间互相促进发展的良好局面，中信建设在当地的正面影响力也大大提升。我也定期到这些村子去了解情况，当地农民曾经很开心地跟我说，没想到中国公司也可以这么接地气，能够照顾到普通百姓的利益，让他们实实在在得到实惠。乡村公益基金的实施，为提升中国企业在当地居民眼中的形象做了有益尝试，同时为将来皎漂港开发区的建设和运营营造了良好的社区环境。
我们在履行社会责任时，也要注意照顾到各方情绪。例如在缅甸，佛教对民众的影响巨大。为表达对寺院的尊重，我们每次去村里回访时，都会将捐赠物资统一放置在寺庙中，由僧人组织发放给村民。这为我们赢得了当地宗教势力的好感，使我们成功与其维持了良好的关系。
记者：您认为企业建设境外可持续基础设施的挑战有哪些？应如何应对？
马传福：挑战有很多，我认为最难做到的就是平衡各方利益。中国的崛起打破了很多利益平衡，如果企业在这个时候还不注意照管相关方利益，那么某些反面的情绪就会加深。尤其是在还会受到国际很多额外关注的、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大项目上。虽然做任何项目都不可能将各方利益达到绝对平衡，但至少我们要尽力找全利益相关方并建立联系，最大程度降低潜在风险。
同时，在运作海外项目时，我们要时刻注意规范自己的行为，所作所为都最大程度地释放善意，先要把成见消除了，才能赢得好感。这也要求我们更加注重属地化发展和履行社会责任，并且善于宣传，通过积极地发声消除成见，树立起中国人亲切友好、中国企业真诚负责的正面形象。除官方媒体外，我们还要将民间媒体，尤其是传播度广、受众层次多的各种社交媒体，更有效地利用起来。
与社区居民和谐共处是实现项目可持续的基础之一。如果当地居民对项目、对公司产生不满，甚至组织起来进行抗议，就会造成很不好的负面影响。所以，我们要让项目给当地居民带来实实在在的、触手可得的利益，不仅是建设时雇用当地工人，更重要的是考虑项目建成运营后如何带动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并且要为当地人的职业能力提升创造机会。我想，公司在安哥拉建立“百年职校”就是不错的做法。
确保项目的可持续，意味着相关阶段的建设成本增加。例如某中国公司在澳大利亚投资的铁矿项目，为了不影响当地一种小螃蟹的迁徙，在修建从矿山到港口的运输公路时，不得不增加几千万美元的成本在螃蟹迁徙的路径上架桥而过。那么如果后续的运营和修建公路的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无法从项目全生命周期平衡成本，那么这家公司增加的成本怎么办？这涉及到的就是如何平衡利益链条的问题。
面对短时间内无法调和的矛盾，如宗教矛盾、民族矛盾、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平衡等，大多数中资企业涉及的国别市场都存在着这样的矛盾。在面对这些矛盾时，我们首先要做的还是找出每一个利益相关方，摸清状况，不要为他们的利益角逐利用，尝试通过项目给各方带来的共同利益，为淡化矛盾、改善项目环境做出有益尝试。
记者：为更好地实现基础设施项目的可持续，企业还需要获得来自哪些方面的支持？
马传福：这个我们有太多的要做了。除了政府要加大相关配套政策加以支持外，我认为最迫切的一点就是鼓励民间力量“走出去”，尤其是对树立中国友好、负责任形象，传播中华文化有积极推动作用的NGO组织。企业虽然可以履行社会责任，但毕竟不可能驻派员工长期居住在村庄里参与建设，而NGO组织恰恰拥有一批专业、使命感强、热情高的人员，可以帮助企业推动当地社会、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而且由于没有他国政府和企业的色彩，NGO组织更容易获得当地居民的信任和好感。
以缅甸为例，发达国家的NGO组织在当地活动非常频繁，如“日本财团”，它以基金会的形式在缅甸设立分支机构进行援助。如在偏远地区捐赠符合当地自然环境和建筑风格的小学校舍，并且在校舍的建设中使用当地工人、当地材料，校舍建成后不仅可以给孩子们提供良好的教学环境，还可以为整个村落提供一个紧急避难所，产生了非常好的示范效应，建立起了当地民众对日本这个国家和日本人的好感。
而且，在建校舍的过程中，组织成员与当地居民加深了互相了解，促进了彼此对各自文化、思想理念的理解和认同，为日本公司进入当地市场营造了良好的社区环境。
此外，行业组织也应该更加积极地发挥作用。
一是可以尝试与项目当地的中资企业商会合作，共享信息和服务平台，将前后方连接起来，各自承担一些职能，产生更有力的影响、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是挖掘会员企业的作用，在国别市场选择有实力的企业，包括民营企业，联合他们的优势，为实现项目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三是体现行业意志，传播“一带一路”和谐共赢理念，帮助企业在海外树立起积极正面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