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P模式已经在中国基础设施领域探索实施，如今这一模式将沿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落地生根”。
普华永道年初曾发布研究报告显示，2016年在“一带一路”沿线66个国家的核心基建项目及交易总额超过4930亿美元，涉及公用事业、交通、电信、社会、建设、能源和环境等七大行业。其中，中国占投资总金额的三分之一。
可见，“一带一路”沿线基建投资领域的蛋糕足够大。然而，由于在这些国家投资的风险也较大，尤其是政策风险，相应的交易成本也比较高。在“一带一路”沿线的65个国家中，大多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在开放和发展过程中大多面临政治维稳、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和政策调整等诸多挑战。这些风险和挑战，正是目前中国企业想要“走出去”时面临的最大困难。
“一个国家的政治风险，其实和它的PPP机遇是有关联的。”9月28日，清华大学PPP研究中心首席专家王守清在第二届中国PPP论坛上表示，“如果什么风险都不愿承担，市场的机会都会错失。但是我们的投资是理性的冒风险，冒我们承受力之内的风险，我们有控制力的风险。”
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上到底应该如何最大限度的减少和规避风险？各方嘉宾在中国第二届PPP论坛上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选择有潜力的国家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研究教授AlanTrager利用PPP框架和所需技能对“一带一路”国家进行了比较分析，并在论坛上向大家介绍了“一带一路”国家的PPP发展潜力。
AlanTrager按照治理质量标准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划分为5个类别，其中“第一类”国家（占6%）支持并延续PPP发展的可能性最大，“第五类”国家（占14%）则可能性最小。在目前中国企业合作的“一带一路”国家中，前三类国家约占62%，这些国家达到了PPP持续发展所需要的最低治理质量标准。
AlanTrager建议中国企业多关注“第二类”和“第三类”国家。因为这些国家正在努力转型成为“知识型经济体”，它们需要拓展“21世纪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在预防医疗、治疗服务和环境保护等方面。虽然中国企业去这些国家投资会面临一定的风险，但同时也将获得更多的机遇。
2017年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共同签署《“一带一路”PPP合作谅解备忘录》，意在与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等领域加强合作，积极推广PPP模式，鼓励和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
国家发展改革委也会同13个部门和单位，共同建立了“一带一路”PPP工作机制，与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等领域加强合作，积极推广PPP模式，推动相关基础设施项目尽快落地。
国家发展改革委秘书长李朴民在论坛上表示，PPP模式秉持平等协商、长期合作、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理念，相信运用PPP模式必将对共建“一带一路”特别是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发挥作用。
提高信用评级 优化投资策略
“‘一带一路’沿线需要基建的国家，大部分以低发展和发展中的国家为主。PPP项目跟政府的关联性很大，项目的信用评级理论上跟政府的级别很接近，最多也就到政府的级别。”穆迪大中华区信用研究分析主管钟汶权表示。
对于想要“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来说，如果PPP项目能够得到世界银行、亚投行等机构的青睐，项目的信用评级则有所保障。如果是在“一带一路”沿线信用程度比较复杂的国家，就算它们的国家主权信用评级低于投资水平，仍然可以通过合理的方法让这个项目本身达到投资级别。
“我们到国际上推行PPP必须要高度重视信用评级，我认为可以引入多种工具来帮助提升信用评级。比如保险和担保，或者引入当地有更好声誉的合作者和投资者来提升整个项目的信用评级。在PPP项目的国际实践中，确实有单项评级超过主权信用评级的项目。”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朱健在论坛上介绍。
PPP项目的信用评级是如何测评的？钟汶权称，穆迪会考虑到不同建设项目的建设难易程度等情况。另外，在PPP项目的信用评级上“对财务的要求不一定是最高的，反而是对项目的稳定性和操作性要求很高。”
中国承诺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每年投资1500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项目。AlanTrager认为21世纪基础设施中PPP的应用不仅包括港口、高速铁路、油气管道等设施，还应该包括硬件设施、软件设施、科学技术和社会服务。同时，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投资时，应该帮助提升当地相关机构的建设能力，通过使用当地的承包商，开展培训项目，技术转让等方式发展可持续的伙伴关系。
AlanTrager强调PPP虽然为解决特定的公共部门需求提供了创新途径，但是并没有哪一种PPP模式是万能的。因此中国企业应该放弃标准化的PPP模版，在“一带一路”沿线根据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使用灵活的、定制化的PPP模式来优化投资策略分散项目风险。
避免照搬国内“套路”
“我们过去参与的境外基础设施项目里面，就出现过和社会责任这方面的一些风险。‘一带一路’的PPP应该符合联合国倡导的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我们不仅要把工程建设的非常好，还要把征地拆迁，移民安置补偿，公众参与等相关问题都解决好。”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研究中心主任李开孟介绍称。
李开孟表示，过去因为“我们对一些国家的宗教、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关注不够，最后导致了社会稳定风险等问题。”
“很多企业在参与境外投资项目时经常有习惯性思维，把国内的很多做法带到国外。实际上世界银行、亚投行、联合国等相关机构针对PPP模式的运作都有一套很成熟的规范。”李开孟强调道，“不要以为我跟当地的政府官员合作搞好关系，搞定了当地政府一切事情都搞定了。不能再有这样的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