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中国基建企业国际化的进程显著加快，不论是对外承包工程规模，还是国际市场排名均显著上升，中国成为最大的国际工程承包国。但新冠疫情爆发后，全球风险呈上行趋势，对外承包工程企业面临的挑战显著增加。2022年，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全球经济复苏乏力、贸易投资壁垒增多、地缘政治风险攀升，宏观局势的动荡使中国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更为恶化。供应链危机、原材料及物流等成本骤升、汇兑风险加大进一步压缩了企业的利润空间，而主权债务违约风险也加剧了企业的融资难题。与此同时，疫情的干扰因素仍在，国内外防控政策的差异导致工期延误风险上升，中国企业面临更大的内外部竞争压力、更高的安全和合规风险。此外，伴随全球生态环境日趋复杂，ESG风险更加凸显，双碳背景下中国企业绿色转型挑战加大，业务模式亟待转型升级。
《2022年对外承包工程行业风险概览》由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以下简称“承包商会”）联合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诚信国际”）组成课题组共同研究并发布。通过面向100多家会员企业的问卷调研和座谈，本次风险概览分别从宏观、行业、企业等维度梳理出2022年行业运行中的主要风险点。根据企业调研反馈的结果计算每条风险平均分，根据加权得分的分布情况得出单个风险程度的百分比。下文按照风险程度从高到低对各风险点逐条进行了重点分析和阐述，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全面性和针对性，希望能够为会员企业在对外承包工程业务中有效识别风险、管控和应对风险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2022年度对外承包工程行业十大风险
一、市场竞争加剧（风险程度：88%）
国内外承包工程企业竞争加剧导致中国企业海外市场空间收窄，利润率下滑。外部竞争方面，发达国家进一步强化基建领域的全球布局，对中国在亚洲、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承包工程业务产生潜在的“挤出效应”。内部竞争方面，自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大量央企和地方国企纷纷“走出去”，中国企业之间业务同质化日趋严重，同业竞争风险加剧。部分中国企业缺乏对项目的科学论证和系统规划，利用低价竞争而非企业自身的专业领域和资源优势推动项目承揽。在国内外过程承包企业竞争加剧的双重挤压下，中国企业海外市场空间收窄，利润率下滑。
二、工期延误风险攀升（风险程度：87%）
国内外疫情防控政策的不同影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造成工期延误。疫情爆发后，各国普遍采取更加严格的卫生检疫措施，与对外承包工程行业密切相关的跨境人流、物流严重受阻，业主方管理人员远程办公，图纸审批、工程量审核等工作受到影响，一大批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建设明显放缓。同时，由于各国防疫政策存在差异，中国企业不仅需要严格遵守中国与项目所在国的防疫要求，还需向项目业主做好必要的解释说明工作；如无法征得业主同意，无法如期履约的风险上升，中国企业将面临高昂的工期索赔风险。
三、供应链危机加剧（风险程度：83%）
供应链危机加剧，原材料、航运、物流等各项成本骤升，对企业收益产生不利影响。大型跨国企业普遍形成了全球化生产体系且采购模式较为固定；2022年以来，俄乌冲突及枢纽城市疫情反复使得供应链受阻，严重冲击了全球生产体系。很多原材料和设备厂家无法及时开工生产，甚至有供应商由于资金链断裂而破产，导致施工单位受到牵连。据世界银行估计，包含金属在内的非能源价格2022年将上涨19.2%，钢材、水泥等原材料价格均有不同程度地上涨，对交通运输建设项目及建筑项目造成较大的成本压力。主要国家的港口处于严重拥堵状态，物流运输费用远高于疫情前水平，海外工程重大物件运输的不确定性提高，运输难度加大造成供应期延长，影响企业的收益水平。
四、国际基建融资难题突出（风险程度：82%）
新兴市场及发展中国家主权债务违约风险攀升，部分国家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及发展空间受限，国际基建融资难题更加突出。2020年疫情后，新兴市场及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债务达到创纪录水平，且债务融资成本高企，部分亚洲和非洲国家的债务问题进一步凸显，国别债务违约风险持续增加。政府对扩大基础设施建设以满足经济发展需求的预期调低，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资金有限。在上述背景下，基建融资难题更加突出，国际工程承包市场主权融资类项目数量下降，一批在建项目被停贷、断贷，新项目缺乏融资来源。中国企业的融资渠道较为单一，目前主要依赖于出口信贷和主权担保贷款的方式，相对较高的融资成本降低了中国企业的利润空间，影响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
五、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贸易投资环境恶化（风险程度：77%）
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全球贸易投资环境恶化，导致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发展受阻。受全球经济增速下滑、货币政策收紧、食品及能源价格高企的影响，部分新兴市场及发展中经济体受到严重冲击，基础设施投资受阻，影响了对外承包工程企业的市场空间。同时，逆全球化思潮泛滥，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制被削弱，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加剧，全球贸易额增速下滑。由于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包含特定的服务贸易，且关键设备及零部件主要依靠全球采购运输，贸易保护措施降低了项目建设效率。2020年各国出台的FDI新政中，限制类制度达到了41%。这一现象在发达国家中尤为明显，限制类制度占比高达81%；发展中国家如印度等国甚至针对中国在内的少数国家设置特别限制，实行更加严格的投资审查制度，海外投资并购难度加大。
六、汇兑风险加剧（风险程度：75%）
全球主要央行加速收紧货币政策导致新兴市场及发展中国家汇率波动加剧，中国企业面临的汇兑风险攀升。美联储自2022年3月开启新一轮加息周期以来，已累计加息300个基点。在9月大幅加息并且通胀仍处于高位的情况下，仍有继续加息的可能。同时，避险需求也推高资金流出压力，新兴市场及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缩减，汇率波动加剧。国际工程合同中通常以一定当地货币比例进行投标报价，且在境外施工不可避免地要使用大量当地货币采购物资设备、支付员工工资、支付经营管理费用支出等。在汇率大幅波动的情况下，许多中国企业无法准确对汇率波动趋势和幅度进行有效识别和评估，汇率风险防范机制又有所欠缺，导致施工成本加大而工程收入缩水。尤其对于建设周期较长、成本较高的电力项目，建设过程中产生大量的以当地货币为计价单位的应收账款，汇率波动将对项目利润造成较大的影响。
七、地缘政治冲突导致安全风险、外部制裁及舆情风险抬升（风险程度：58%）
俄乌冲突进一步抬升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中企面临的安全风险有所增加。俄乌冲突后，欧洲政治的分化和不确定性加强，中东、南亚及中亚等地区内部治理不稳甚至发生地缘政治冲突。反政府武装、恐怖分子、海盗、黑社会及犯罪分子等势力可能给中国企业及员工带来武装袭击、绑架、财产设备损失等风险；而在战争发生地，在建项目存在已投入资产、设备和现金被政府或其他政治实力没收及征用的风险。
在安全环境恶化的同时，中企在海外面临制裁的风险也逐步上升。截至2022年6月，世界银行制裁黑名单上有255家中国企业，绝大部分为从事基础设施建设的企业。例如，2019年6月，世界银行对某央企做出9个月的取消资格制裁和24个月内附条件不取消资格制裁，对企业的经济效益和国际声誉均造成伤害。同时，美国屡次将华为、中兴等中国高科技公司列入“未经核实名单”及“投资黑名单”，对其进行更加严格管控和技术出口限制。同时，美西方的战略对抗和恶意抹黑导致舆情风险多发。近年来，西方多国提出B3W、全球基础设施投资伙伴计划等倡议（见下页表），意图与“一带一路”抗衡，强调利用私营资本进行融资拓展，恶意炒作“中国债务陷阱论”等话题，攻击抹黑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正常合作。一些境外敌对势力以劳工、环保、人权等为借口挑起抗议示威，迫使政府终止或暂停有关项目。
八、中企运营模式亟待转型（风险程度：52%）
中国企业普遍运营模式单一，业务转型进程有待加速。国际基建市场主权项目比例下降，以政府资金为主导的项目开发模式正在向多元化的商业投建营模式转变，各国商业项目比重增加，传统EPC模式比重下降。然而，目前中国多数施工企业运营模式较为单一，并集中在准入门槛较低的业务领域，竞争较为激烈且利润率处于较低水平。在前期设计和后期维护管理上，中国承包工程企业普遍存在短板，对产业链上下游资源的整合能力不足，因此亟待提高项目前期可研、设计的能力以及后期运维、管理能力，由单一的施工管理向投建营一体化模式转变。
九、合规经营及诉讼风险上升（风险程度：49%）
海外市场针对中国企业的合规监管趋严，企业境外经营的合规风险上升。近年来全球各国先后颁布合规管理相关的法案、指引等文件，合规监管趋严，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在境外经营的过程中存在多层次、多环节的合规风险。日常经营层面，企业往往面临国际反腐败、市场准入、数据保护、劳动用工、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合规风险，项目各个环节均须符合当地政府和监管部门的要求；对于依靠世行、亚投行、非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国际多边银行进行融资的项目而言，中国企业更需要重点关注国际组织规则下的合规标准。近年来，许多中国企业由于对国际组织规则及项目所在地法律法规不了解、尽职调查不充分等原因，自身经营受到影响，合规风险有所上升。
同时，项目所在国法律体系和政策完善程度的差异导致中国企业面临的诉讼风险增加。随着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国际竞争力的不断提升，企业每年启动项目多、服务业主多、跨国跨区域特性强，海外项目在法律渊源、法律结构、诉讼程序上存在较大的差别。境外承包工程合同一般适用项目所在国法律，但受其完善程度和稳定性的制约，项目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分歧或争端在无法可依的情形下带来的诉讼风险上升。
十、绿色及ESG转型挑战加大（风险程度：42%）
全球生态环境日趋复杂，ESG风险更加凸显，行业向绿色低碳模式转型的过程中，中国企业新旧模式衔接面临挑战。
近年来全球极端天气频发，生态环境日趋复杂。极端天气导致的洪水、滑坡、泥石流、雪崩等风险事件都可能对项目的安全运营及工程进度造成破坏性的影响。同时，当前碳减排已成为全球共识，各国政府对电站、港口、大型交通等工程项目实施更具体的ESG标准，对项目建设过程中气候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提出了更高要求。对外承包工程业务由高污染、高排放向绿色低碳转型过程中，部分中国企业存在对绿色转型发展重要性认识不够，对ESG可持续发展标准体系不清晰，能源利用效率提升存在瓶颈等问题。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企业风险管理应对措施及建议
当前，对外承包工程企业面临的风险趋向于复杂化、多元化，不确定因素增加，风险认识不到位、风险防范不足将对企业运营造成严重影响。为增强企业竞争力并系统性规避风险，中国企业应全面提高风险管控意识，深入研究对外承包工程风险管理机制，遵循“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理模式构建风险管理体系，对宏观风险、行业风险、市场风险、项目风险等进行实时监测。同时，企业应不断强化风险管理水平，完善风险管理应对措施。
一方面，综合运用第三方工具加强短期风险应对。企业可综合运用多种金融工具缓释汇兑风险，通过项目投保及安保采购防范人员与财产安全风险。另一方面，加快推进体系化制度化风险应对能力建设，包括加强ESG能力建设、加强合规管控体系、建立法律评估预警机制等，并与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贸仲”）等机构积极合作降低合规经营及诉讼风险。同时，持续致力于业务模式的创新升级，多元化融资渠道，通过强化三方、属地合作分散风险。
此外，中企海外运营环境的整体改善仍有赖于政府部门、金融机构、行业组织等出台专项支持政策，积极引导行业健康发展及企业良性竞争，协助企业巩固发展优势。
根据调研结果，企业普遍认为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等出台专项支持政策缓释风险具有更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平均得分8.0分；其次为运用第三方工具加强短期风险应对，平均得分7.6分；同时，体系化制度化风险应对能力建设也是企业中长期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点，平均得分7.4分。
一、运用金融工具缓释汇兑风险
中国企业应加强与境内外金融机构的合作，综合运用多种金融工具缓释汇率波动风险。中国企业可通过与境内外金融机构签订远期合同，约定将来结算的外汇币种、金额、汇率和交付日期，进而减少由汇率波动带来的损失。同时，在工程项目投标报价和支付过程中，应尽力争取可自由兑换货币作为结算时的计价货币。例如，可使用60%—80%的美元作为自由外汇，以及20%—40%当地货币作为计价货币，将汇率风险降低合理范围内。此外，应结合承包工程的特点，积极与金融机构协商，估算出现有金融工具风险和成本，选择适合承包工程的金融工具，降低汇率风险的影响。
二、通过项目投保及安保采购防范安全风险
中国企业应强化与保险金融服务机构合作，并通过安保采购服务等方式降低人员与财产安全风险。为保障项目顺利推进，中国企业必须有效管理安全风险，制定针对海外工程的一揽子保险方案，包括工程保函、建筑工程险、人身保险、货物运输保险、第三方责任险等，其中“海外无忧”产品向企业提供意外/疾病死亡伤残、医疗、紧急救援、绑架赎金四大类风险保障，可帮助企业防范海外工程运营中因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造成的人身和财产损失，包括随后可能发生的生产中断、利润减少等风险。此外，中国企业可与专业第三方安保机构签订服务合同，接受24小时不间断的专业武装安保服务，聘用经验丰富的高素质安保经理。安保经理广泛的人脉、较为畅通的信息渠道及对当地安全形势的判断能力能够成为项目人员和财产安全的重要保障。
三、践行ESG理念，管控ESG风险
中国企业应充分了解、熟悉和应用国际通行的ESG标准，建立健全ESG风险管控体系，在海外市场充分践行ESG理念管控风险。中国承包商和运营商应充分了解和应用国际通行的ESG标准，重视项目建设前期与东道国项目利益相关方的沟通，遵守《赤道原则》等国际标准，并加强信息披露，不断提高公司的ESG管理绩效。同时，应建立健全ESG风险管控体系，准确识别及分析环境、社会及治理风险，在决策前采用多种评估决策工具来筛查风险。应长期开展内部的宣传教育工作，介绍有关的国际公约和国内法律，明确个人和企业在ESG风险管理方面的责任，充分践行ESG理念管控风险。
四、加强合规管控体系建设
中国企业应加快了解海外合规环境和合规要求，加强合规管控体系建设，强化海外合规管理水平。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对外承包工程业务长期发展战略规划对国际化合规经营的要求逐步提高，企业需加强对项目所在国合规环境及要求的了解程度。同时，根据专业领域的不同，在境外开展对外承包工程时应构建符合自身经营模式、操作性强、重点突出的合规风险管控体系。企业可制定总纲性境外合规手册，内容包含反腐败、数据保护、劳工权利保护合规等，根据具体的业务流程全方位指导员工的行为使其同时符合国内和东道国的监管要求，不断强化合规管理水平。
五、建立法律评估预警机制并加强与第三方机构合作
中国企业应建立有效的海外项目法律风险评估预警机制，加强与“贸仲”和律师团队的合作，积极应对海外诉讼与仲裁风险。可从人员配置、制度建立、法律调研、风险防范体系及防控形势等方面，建立一整套海外项目法律风险评估预警机制，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律风险防范，增强应对法律风险的主动性、前瞻性和计划性。同时，贸仲作为中国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受理的案件无论是总标的额、涉外案件数量、当事人国际化程度、法律适用的复杂程度等均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企业可通过加强与贸仲的合作，弥补公司内部法律人员在特定专业知识及处理技巧经验上的不足，降低法律风险对企业的影响；也可积极与国际和项目所在国具有丰富经验的律师团队合作，根据需求应对或发起海外诉讼和仲裁。
六、持续创新业务及融资模式，开展三方、属地合作分散风险
中国企业应持续进行业务模式和融资模式创新，积极探讨三方、多方合作以整合资源分散风险，同时致力于属地化发展和跨文化管理能力的提升。在全球基建市场经营模式转型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可积极探讨投建营一体化、三方合作等新的合作方式，向产业链高端渗透；同时尝试进行联合采购，降低采购价格和物流运输成本，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推进项目合作。为提升国际竞争力，也可借助发达经济体在设计咨询、运营管理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共同为东道国提供高质量的基础设施项目。当前，国际基建融资难题日益突出，企业也应积极拓展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及模式，搭建境外业务融资平台，加强与国际多边机构、商业金融机构、属地化金融机构的合作拓展直接融资渠道，优化融资可行性分析以降低融资风险。此外，应注重属地化人才队伍建设，加快建立属地化合作关系网络，在人才引进、工程分包、物资采购等方面加强属地资源利用，享受属地政策红利，并通过加强沟通、培训等多种渠道促进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相互交流，提升跨文化管理能力。
七、呼吁行业组织引导企业良性竞争并发挥信息桥梁纽带作用
呼吁行业组织发挥引导和协调作用，促进中国企业的良性竞争和有序合作。针对中国企业在对外承包工程业务中内部竞争激烈的问题，建议行业组织协助政府部门规范市场经营秩序，建立负面清单和惩罚机制，引导中国企业加强合作，优势互补，发挥各自行业能力，避免无序竞争。行业组织还应强化政府和企业间的信息交流，整合行业信息和咨询培训等机构资源，发挥信息收集、预警发布、转办督办等功能，提供信息共享等服务。
八、呼吁金融机构创新融资模式
呼吁金融机构优化、创新融资模式，通过项目融资、股权融资等方式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并通过银团投融资服务等方式加强与其他国际资本合作。呼吁金融机构根据政策导向、国际市场和企业业务发展需求，不断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探讨灵活高效、丰富多样的融资产品。针对项目规划、投融资方案设计、风险管理方案等提供专业化的咨询服务，并通过项目融资、股权融资等方式，协助企业拓宽投融资渠道。此外，金融机构可积极开展银团投融资服务，形成更加专业化的银团服务链条，引导企业开展与多边机构合作，特别是与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的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共赢发展。
九、呼吁政府部门出台减负措施及专项支持政策
呼吁政府部门完善对对外承包工程企业的纾困政策和减负措施，出台海外建设新能源、新基建的专项支持政策。针对当前中国企业面临的突出问题，如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海运物流困难导致的经营成本上升和工期延误的风险，呼吁政府提供更直接、精准的纾困帮扶政策和便利措施，为中国企业海外合法权益保护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加强“走出去”企业抱团取暖。在融资难方面，呼吁政府部门针对性地制定相关扶持政策，助力企业在信贷、保险、外汇收付等方面获得必要的支持。在行业转型新基建、新能源的背景下，建议政府出台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重点跨境支持政策及专项资金支持，引导资源向绿色产业和项目倾斜，帮助企业实现结构调整和绿色转型。
十、呼吁政府部门加强高层协调以应对西方制裁
呼吁政府部门加强高层交往、鼓励媒体合作、完善应对西方制裁方案，优化中国企业海外运营环境。首先，建立高层领导人战略对话和外交磋商机制能够增强政治互信并维护共同利益，为推动中国企业海外业务发展提供有力的政治保障。其次，增强与项目所在国媒体的交流合作，对不实报道作出针对性澄清将有助于对外承包工程业务的顺利开展。第三，呼吁政府完善应对西方制裁的方案，在境外业务所在国建立各驻外使领馆与企业驻外机构定期会议制度，指导和帮助驻外人员做好制裁引发的风险应对及与当地政府、新闻媒体等沟通与协调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