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2年来，不少中企出海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以下简称“共建国家”）取得丰硕成果。未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继续走深走实，更好地服务中国与共建国家的发展，将是中企出海的重要方向。
同时，中企出海共建国家风险仍存。2025年，中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需注意以下风险及其规避之策。
强化全流程管理
应对合规风险
不少中企在共建国家的项目都曾面临不同类型的合规问题。亚马逊等国际电商平台曾多次关闭不合规的中国电商企业开设的店铺。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车艳梅认为，中企出海需要解决的合规问题包括以下两类。一是既有行业的合规，包括企业对外投资的合规与国际贸易的合规。二是新技术、新业态的企业合规，如ESG（环境、社会和治理）等。
车艳梅表示，既有行业的合规要求企业确保对外交易、经营活动以及国际贸易产品方面全流程、全方位合规，其中包括不少十分具体的领域，如知识产权、海外用工、债务管理、所在国行业准则和平台规则等。新技术、新业态的企业合规要求企业适应新出现的监管规则，实现全供应链的合规。
中企在共建国家的合规风险展现出新的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监管趋严以及国际化挑战。全球范围内，监管机构对金融机构的合规要求持续加强，特别是在反洗钱、制裁合规、税务合规等领域。例如，中国新修订的反洗钱法于2025年1月1日起施行，进一步适应金融科技发展带来的新挑战。同时，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与潜在贸易摩擦也增加了跨境业务的合规难度。
二是合规管理与ESG融合。企业越来越注重将合规管理与ESG理念相结合。合规管理不仅要满足法规要求，还需与ESG标准对接，推动企业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履行社会责任。
三是主动合规与数字化转型。金融机构的合规管理正从“被动监管遵循”向“主动合规治理”转变，从“局部合规管理”向“全面合规治理”转变。同时，数字化技术的应用成为合规管理的重要手段，例如通过云计算平台实现全面的风险管理和合规。
四是声誉风险与合规关联加深。在经济金融形势承压的环境下，数据网络安全事件、非法集资等负面事件可能引发声誉风险，进而影响金融机构的合规形象和市场信任。
因此，企业解决在共建国家面临的合规风险涉及多个维度，很难一蹴而就。一方面，企业需要充分理解共建国家的法律、判例和监管措施；另一方面，企业还必须制定与国际法、国际规章对接的内部规章制度，在知识产权、绿色低碳、供应链等领域严格合规。此外，企业需准确把握海外合规发展新趋势，同时利用好法律手段，在双边和多边平台上积极维护自己的权益。
加强融资体系建设
应对资金风险
资金风险也是中企出海共建国家需注意的因素之一。安永的一份报告提到，近年来大流行病和全球贸易摩擦等因素叠加，导致部分共建国家经济下滑趋势日益严峻，货币贬值和债务攀升的压力较大，可能从两个方面影响中企资金流。一是直接在资金流动性、融资和税收等领域产生影响。二是因中企合作伙伴出现信用违约、共建国家税收和投资政策变化等事件影响到中企项目。
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资金风险来源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宏观经济与市场波动影响。全球宏观经济因素如通货膨胀、供应链调整、地缘政治风险等对资金流动和资产配置产生深远影响。例如，美联储加息导致资金从高风险资产流向债券和现金，这种趋势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
二是资本管理与流动性压力。随着《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的实施，银行业在资本管理方面面临更高的要求，需要优化治理架构和计量模型。同时，实体经济杠杆率高企和资产负债结构的弱化，增加了银行的流动性风险。
三是数字化与创新带来的风险。金融科技的发展既为资金管理带来效率提升，也增加了新的风险点，如网络安全风险和数据隐私保护问题。金融机构需要在数字化转型中平衡创新与风险管理。
四是行业竞争与盈利压力。银行系统整体面临盈利水平下滑的压力，资本要求提高和合规成本增加进一步压缩利润空间。这促使金融机构通过优化运营成本和提升风险管理能力来应对挑战。
应对资金风险，关键在于加强融资体系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徐奇渊认为，完善共建“一带一路”融资体系，可以在以下三个角度发力。
第一，从融资主体看，一些非洲或拉美国家跟传统宗主国的金融体系有密切的依赖关系，在这一条件下，中国可以借势在这些国家进行布局，或通过委托代理关系进行布局，或直接进行并购和布点。
第二，从融资项目看，基于全球价值链来考虑一个国家的项目运作，统筹规划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打捆贷款，统合上下游产业和基础设施，分摊盈利水平，把不盈利的项目变成盈利的。
第三，从融资条件看，如果要实现融资机制的长久性、可持续性和稳定性，对东道国就要有一些配套的安排。
强化机制建设
应对安全风险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安全风险呈现出以下新趋势。
第一，网络安全风险迅速上升。在AI和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中企在海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通信等领域的项目，正面临着愈发凸显的网络攻击风险。境外黑客组织或敌对势力可能出于窃取商业机密、破坏关键设施等目的，发动网络攻击。同时，随着5G、物联网等新技术在项目中的应用，网络安全风险的范围和影响程度都在扩大，对企业的网络安全防护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第二，生态安全风险关注度提升。共建“一带一路”涉及众多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开发项目，生态安全风险逐渐受到重视。共建“一带一路”项目建设可能改变当地生态环境，引发当地居民和环保组织的反对。同时，国际社会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度不断提高。未来，中企在项目规划、建设和运营过程中，需要更加注重生态保护，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以应对生态安全风险带来的挑战。
第三，供应链安全风险不确定性增加。全球供应链在疫情冲击、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因素影响下，稳定性受到挑战。此外，部分国家出于贸易保护主义目的，对关键物资和技术的出口进行限制，也会影响中企项目的顺利实施。未来，供应链安全风险的不确定性将持续存在，中企需要加强供应链的多元化和本土化建设，提升供应链韧性。
第四，共建国家内部挑战趋向复杂化。目前，基建项目占“一带一路”总投资的70%，但投资高、周期长、回报低，在世界经济复苏疲软、金融体系不稳定的背景下，部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原本就存在的结构性发展赤字问题恐将日益严重，对中企基建项目的支持力度将受影响。此外，部分国家内部存在央地矛盾、民族宗教冲突、地方利益竞争等问题，政治安全隐患多，影响该国政策稳定性，从而影响到共建“一带一路”建设。
中企如何应对这些安全风险？有分析人士认为，中企应对共建国家安全风险，应在以下四个方面发力。
首先，建立起风险评估机制。在实施海外项目前，将开展对当地的案例风险评估作为一项刚性要求，对所在国的政局情况、民族和宗教矛盾，以及社会治安等进行充分评估，并认真做好对各类安全风险动态信息的搜集、识别、分析和预判。
其次，积极融入当地社会。注意妥善处理与各党派、政府各部门以及社会各界的关系，尽力避免卷入当地存在的各种潜在的矛盾和利益冲突中。
第三，加大安保投入成本。根据不同情况，坚持“一国一策”“一项目一策”，切实提高人防、物防和技防水平。
第四，做好应对各类突发和极端事件的应急预案。在确保日常安全防范措施不放松的前提下，建立起统一指挥、分级处置的应急机制，对可能出现的社会动荡、政局变化以及群体性事件等做好有针对性、操作性强的预案。
提升跨文化管理能力
应对社会文化风险
共建国家分布在多个大洲，在社会文化层面与中国有较大差异，而处理好与当地社会的关系，是中企项目顺利开展的重要基础。因此，中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需要注意应对社会文化风险。
中企面临的社会文化风险主要包括文化认同、文化信任、文化表达等。
文化认同指文化差异可能导致中企与当地社会之间产生误解和不信任。北京泽亨律师事务所主任张雪峰认为，应对文化认同问题，中企应加强跨文化培训，提高员工对当地文化的理解和尊重程度。同时，也可以通过举办文化交流活动，增进与当地民众的相互理解，减少文化冲突。
文化信任指中企在部分共建国家可能面临当地社会对其意图和行为的不信任。对此，中企应加强公共关系管理，积极与当地社区和媒体沟通，展示项目对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
文化表达指中企的某些宣传策略可能导致当地社会的不理解。东华大学教授沈一兵认为，企业应加强文化敏感性培训，确保在广告宣传、企业形象设计等方面尊重当地文化习俗。
目前，文化风险呈现出一系列发展新趋势。一是文化认同风险加剧。共建国家文化多样性显著，相邻文化区域在交流过程中容易出现文化碰撞和误解，增加了文化认同的难度。部分文化同源的国家和地区，由于政治、经济体制差异，“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价值共识难以形成。
二是文化信任风险上升。在国际博弈中，部分国家可能因本国利益优先而违背国际合作中的道德准则，导致“一带一路”项目中的道德信任危机。共建国家社会制度和政治体系的差异，使得“一带一路”倡议在制度保障上存在不足。
三是文化表达风险增加。共建国家文化多样性丰富，但文化表达方式的差异容易导致误解和冲突，增加了文化表达风险。
此外，中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也可能面临政治风险。部分共建国家政治局势动荡等可能影响中企项目持续建设，地缘政治压力对共建“一带一路”造成的影响不容小觑。
张雪峰认为，中企投资共建国家项目时需要做全面的政治风险评估，通过购买政治风险保险、实时监测国际和国别政治经济变动等，严控政治风险的可能影响，做好应急预案。
来源：中国贸易报